2025年10月11至12日，第四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第五分论坛在北京大学理科五号楼203举行。本分论坛共有24名国内外学者参加，其中包括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晔、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何怀远等国内专家学者，希腊潘泰恩大学教授Stavros Mavroudeas 、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副教授Beatriz Bissio、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教授György Túry、武汉理工大学“跨文化交流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Mostak Ahamed Galib四位国际专家学者。国内外专家就第五分论坛主题“人类文明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了深入交流。

第一场

上半场

10月11日下午，第一场讨论会开始，上半场讨论会由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何怀远主持。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周晔围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主题进行发言。他指出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问题：存在技术内生隐患与延伸风险，技术能力失衡加剧全球发展失衡形成 “智能鸿沟”，且全球治理碎片化、缺乏统一协调机制。他阐述了中国“普惠向善”的价值取向，包括迭代提出治理倡议、坚持人的主体作用、引领开源发展并举例实践。最后他提出推动全球南方发展的路径，如依托金砖国家等平台完善治理框架、设立专项合作平台、以高校产学研协同汇聚力量，旨在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公平合理、造福人类。

希腊潘泰恩大学教授Stavros Mavroudeas探讨了新自由主义是否还是西方经济主要范式的问题。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当前已非西方经济主要范式，“国家管控+市场作用”结合的模式在疫情后更主流，二者应共同发挥作用。 新自由主义常被西方左翼当作冲突解决工具，误为“无管制”或“金融化”，实则与国家权威、右翼思潮相关且非全新概念，其本质是追求高效资源分配与最佳社会福利的经济政策。因其无法适应经济对灵活政策与有效干预的需求，随泰国、南美部分国家相关政策失败而衰落，此后新凯恩斯主义兴起。当前疫情及经济形势凸显新自由主义失效，新凯恩斯主义盛行，全球经济下行下还需更灵活的货币与政府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文喜以“唯物史观在法与正义问题上有没有发言权”为主题进行了发言。他指出，推姆斯、萨姆斯等认为无发言权的错误观点源于将唯物史观曲解为抽象观念，误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且将法与正义视作表层规范。他提出三点唯物史观的指导意义：一是“依靠法不依靠人”；二是“依靠彻底唯物论不依靠不彻底唯物论”；三是“依靠义不依靠语”。依靠唯物史观的意义，我们能破除法律意识形态迷雾，明晰法与正义的实质性、规范性内涵。

西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教授潘洵结合中共党史研究，提出抗战文化遗产对人类安全共同体构建具重要意义。当前全球治理遇挑战，抗战胜利八十周年背景下，其精神遗产能为破解困境提供启示。抗战孕育“命运与共”共同体思想，中国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东方主战场，证明人类安全受威胁时各国需团结；抗战是安全共同体早期实践，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反法西斯合作分别形成民族与国际安全共同体雏形；抗战文化遗产还从“和和共生”“正义必胜”“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统一”提供东方智慧。 他强调应铭记抗战史，树正确史观，弃旧安全观，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推动全球安全治理变革，弘扬抗战精神，共建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世界。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袁祖社的发言围绕“现代化与价值发现：文明辩证法的实践逻辑”展开。他从三方面展开论述。第一，指出西方现代化价值实践有误区，根源是价值基础“物质化”，导致生态危机等问题，难以提供真实意义尺度；第二，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新文明辩证法”，依托唯物史观，构建多方面统一的社会公共价值；第三，强调西方现代化在“人民”问题上无法摆脱传统二元思维，而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将现代化理解为一种可被正确认知、遵循规律的新文明进程。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姜延军建议国内外学界更多关切军事领域，将研究成果运用于该领域。他指出，国内学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其他领域思想研究深入，却较少关注“党在新时代的强军思想”，且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军事领域研究不足，缺乏如“持久战”类有马克思主义底层逻辑的战略理论。他澄清对强军建设的误解，强调其是需要多方面协同的系统工程，并非仅靠先进装备或科技，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军事理论提供科学框架，中华传统兵学也有可转化的精华。最后，他呼吁学界关注军事领域，共同构建完善军事理论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与传统兵学时代转化。

自由发言

上半场发言结束后，会议进入热烈的自由发言阶段。与会老师就如何考虑新自由主义的当代含义和影响、如何定位中国的市场经济问题展开讨论。学者们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并非万能模式，且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复杂、分化明显。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具有社会主义导向，本质上属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与会者一致强调，现代化不能等同于“西方化”。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在坚守本民族文化根脉的同时实现与时代的融合。同时，一些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界定与适用范围存在分歧。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性质与阶段定位，学者间也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制度类型，也有人认为仍处于“过渡性探索”。此外，部分专家还讨论了如何通过教育引导青年传承传统文化，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如何思考不同国家军队的立场差异以及军事交流的障碍等问题。

下半场

第一场下半场讨论会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晔主持。各位专家学者依次做了主题发言。

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副教授Beatriz Bissio以“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实践与全球南方的解放路径”为主题进行了发言。她认为，社会变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但核心是需与各国本土实际结合、灵活解读，不可脱离国情。她以全球南方为例，提及墨西哥革命、俄国革命后凡尔赛和会巩固殖民统治的问题，还列举拉美、非洲、中国、越南等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成功实践。她指出，马克思主义对当下生态危机的解决仍然是关键，全球南方是生态解决方案的“摇篮”，主张全球南方秉持“求同存异”，共同应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带来的问题。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海江聚焦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文明概念，指出其未对“文明”作规范化统一定义，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结合生产力、经济关系、社会形态形成内涵稳定、体系完整的阐释，且文明问题研究需先厘清概念，结合经典文本更具学术价值。马克思恩格斯从三重维度用“文明”概念：普遍性维度视其为人类历史实践成果总和，认可多元文明现代化可能；现代性维度肯定资本主义文明生产力与全球化贡献，也揭示其野蛮性；未来性维度提出共产主义文明构想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其文明认知体系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研究脉络呈现出早期各自探索、学说成熟“概念退场”、晚年重新聚焦的阶段变化，还实现从相对性到普遍性、从批判性到建构性文明概念的两次突破。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纪亚光围绕“人类文明互鉴重要论述的人类命运关照”进行主题发言。他指出，冷战后国际秩序未定、西方文明理论与治理模式难适应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2014年提出“文明交流互鉴”，回应人类命运课题。核心内容包括：推动文明进步与各国共同发展，核心是“人的交流”，秉持文明多彩平等包容等态度原则，具有捍卫主权、提升文明自主性等多方面价值，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理论价值上，源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与中华“和”文化，打破“民族国家”认知范式，提升文明自主性；实践价值上，促进世界和平，推动文明与经济交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根基。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何怀远进行了以“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思路”为题的发言。他指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体现了独立自主、合作共赢的战略思路。首先，中国明确宣示“不拿别人的、不丢自己的”，坚持不搞扩张、不放弃主权，以实际行动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其次，中国主张通过平等协商化解分歧，反对以强凌弱或以武力解决争端，倡导以对话维护和平。更高层面上，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共同繁荣与可持续发展。为了确保和平发展，中国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以防止战争、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稳定。总体而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立足自身实际，又兼顾世界大局，体现了以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担当与全球视野。

自由发言

下半场发言结束后，会议继续进行自由发言讨论。与会老师围绕中国如何更好实现“两个结合”，指出当前“第二个结合”研究存在弱化趋势，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存在不足。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即进行“大中小一体化价值教育”。国内学者与日本学者平子友长，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以及AI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展开交流。平子友长指出当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种困境，多元化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构成挑战。对于AI发展，他认为AI技术若仅仅服务于资本扩张，可能加剧异化和不平等，马克思主义者应在技术浪潮中重新审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

第二场

上半场

10月12日上午，第五分论坛“人类文明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第二场讨论会开始，上半场会议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主持。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教学督导委员会主任、教授李庆霞认为数字资本批判的核心在于揭示金融资本、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与全球不平等在数字时代的深度结合。首先，金融资本与新自由主义共同推动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形成：资本通过投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市场自由化，实现了数字化的全球扩张。其次，数字垄断强化了对劳动的剥削，平台资本不仅控制技术与数据，更通过算法捕获用户的无偿劳动，实现全天候、无边界的劳动控制。再次，数字殖民主义表现为全球劳动的不平等分布、资本主义文化的输出与算法操控下的心理依附。数字资本通过重塑劳动关系、文化认同与社会结构，构建出一个表面自由、实则高度控制的体系。数字化表象掩盖了资本逻辑的延续，使资本剥削与统治在更深层次、更隐蔽的维度中得以强化。

哈尔滨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教授段虹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主题发言。她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以“以人民为中心”为核心理念，突破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创造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根本在于实现“人的现代化”，即在实践能力、交往形式和精神面貌三方面的全面提升：通过劳动与创新实现人的创造力现代化；通过平等交往推动共同发展；通过真、善、美的统一塑造新时代的精神风貌。中国式现代化批判了西方“单向度的人”与物质至上的发展逻辑，提出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它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倡导文明互鉴、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了超越资本逻辑、兼顾物质与精神的现代文明新方向。

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教授György Túry以“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实践”为主题进行发言。他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为基础，指出当代跨国文化意识形态实践已从传统意义上的上层建筑演变为生产并维系资本主义的核心力量。其主要特征是渗透性、剥削性与生产性：它们无处不在、充满殖民与控制意涵，同时积极塑造资本主义本身。通过标志性建筑、全球流行文化和知识商品化等实例，揭示这些实践如何在空间、媒体与教育中再生产资本逻辑，使劳动与意识形态融合难分。理论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已趋同，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最后，他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在于市场逻辑与民主理念的冲突，这种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正引向数字化专制与多重危机，显示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层不稳定性。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沈永福发表了以“全球治理倡议的中国传统和根基”为题的演讲。他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的中国根基深植于传统文化的“平”与“理”之哲学智慧，体现出以平衡、疏导和共生为核心的治理理念。中国式全球治理不同于西方权力竞争逻辑，其思想源泉可追溯至“天下为公”“礼法共治”“和而不同”“民为贵”“知行合一”等传统理念。“天下为公”奠定了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基础；“礼法共治”强调以道义为先的国际法治精神；“和而不同”体现文明多样性与包容性；“民本思想”扩展为对全人类命运的共同关怀；“知行合一”则倡导以务实行动推动合作共赢。整体上，中国以传统智慧为根基，提出以公正、和谐、共生为导向的全球治理方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独特的文明路径与价值引领。

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素霞就“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内涵、特征、实现”主题进行了发言。她认为，中国式生态现代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旨在构建生命共同体，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统一。其本质在于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拓展全球生态责任。理论上，它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领导人的生态理念、儒释道传统生态智慧及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现代化体系。其特征体现为辩证性、系统性、历史性与创新性；实现路径包括坚持绿色发展、完善政府主导与制度创新、提升全民生态意识、加强国际合作。整体而言，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上实现了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展现出以共生、共享、共赢为导向的现代文明新形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冯旺舟针对“21世纪监控资本主义”主题发表了演讲。他指出，21世纪的监控资本主义以数据商品化为核心，通过智能技术和算法对人类行为进行系统性收集、预测与引导，形成了隐蔽而全面的监控网络。它以信息为主要资源，呈现出高度寄生性与竞争性，不断从用户与劳动者的数据中榨取剩余价值，并通过“数字规训”强化对劳动的控制，导致劳动关系的虚拟化与碎片化。这一体系不仅加剧经济剥削，更对民主制度、个体自由、社会公平及文化生态造成深层侵蚀。他强调，应警惕其在资本主义统治结构中强化“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趋势，深入揭示其运作逻辑与权力机制，以推动全球层面的制衡与规范，防止其演化为新的数字专制形态。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主任鲍莉炜围绕“共产主义作为思想、制度、运动统一体理解的当代意义”进行主题发言。她认为，共产主义作为思想、制度与运动的统一体，体现了人类追求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最高理想。作为思想，它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使共产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作为制度，它通过消灭私有制、确立公有制，为实现社会公平提供了现实制度保障；作为运动，它是一场不断超越现存秩序、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实践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将共产主义理想分阶段落实为现实目标，创造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双重奇迹，为全球现代化探索提供了新的制度范式。当代理解中，必须将思想、制度、运动三者统一起来，才能把握共产主义的整体力量与现实意义，使其继续引领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

自由发言

上半场发言结束后，会议进入热烈的自由发言阶段。与会老师与同学围绕如何增强中华文明在国际上的认同力问题展开讨论。多位学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并非“输出模式”或“新霸权主义”，而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一种可参考的发展方案。中国拥有绵延不绝的文明传统，这一文明特质是构建国际认同力的重要支撑。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体现出包容、多元、共生的文化精神，与西方竞争性逻辑形成对照。提升中国话语权，需要持续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思想传播。学者们从卢卡奇遗产的衰落谈到意识形态与文化记忆的危机，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背景下，文化认同与思想传统正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中国应更加重视文明叙事与思想话语的构建，在意识形态层面提供替代性解释框架。一些学者在策略层面如何平衡“话语自信”与“国际接受”，以及文明叙事、制度力量与意识形态自主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侧重的理解。

下半场

第二场下半场讨论会由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沈永福主持，各位家学者依做了主题发言。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朱安东以“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特征与世界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为题发表了演讲。他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质是经济、金融、社会、政治与文化五大系统性危机叠加的结果。根源在于金融垄断资本主导全球体系，资本脱离生产、追逐投机，导致实体经济衰退和工业空心化。社会贫富分化激化、政治治理失效、文化信仰崩塌，整体陷入深层结构性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管理巨头垄断下，企业短期化、创新乏力，国家竞争力下降。若不触动金融资本的根本利益，危机只会深化，甚至可能催生新法西斯主义。人类未来的出路在于超越资本逻辑，走向社会主义的制度变革。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陈培永围绕“人类文明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发表了主题演讲。他提出影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五个要素：国家、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与宗教、制度和意识形态、文明、人类。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离不开国家实力的支撑，强大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力量是推动国际规则与倡议落实的基础。同时，民族凝聚力与文化认同既是内部团结的纽带，也可能引发国际冲突，治理体系必须妥善处理民族主义与宗教问题。在制度与意识形态层面，应承认差异与竞争的存在，倡导以文明对话取代对抗性思维。中华文明以国家、政党与文明三重身份参与全球治理，主张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冲突论”。最终的关键在于，人类能否作为共同的伦理与政治主体，携手应对生态危机、战争风险等威胁人类存续的全球性挑战。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詹志华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唯物史观的时代发展”为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为唯物史观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单线史观，证明了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其独特逻辑体现为救亡与启蒙、改革与稳定、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中国以生态文明、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拓展了唯物史观的文明评价体系，实现了经济、社会、生态、人的多维统一。同时深化了对文明动力的理解，确认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突出科技创新与人民主体作用。通过把共产主义理想与阶段性目标结合，中国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探索提供了新的历史路径与价值范式。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杨静娴的发言围绕“数字时代人类文明变革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展开。她指出，数字生产力的兴起标志着人类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的跃迁，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算法成为新的生产工具。然而，这一进步伴随劳动异化、价值错位与资源垄断等矛盾：劳动被算法监控，效率至上取代人本关怀，数据资本加剧社会不平等。资本主义剥削从物质转向数据，占有与操控更加隐蔽，劳动形态虚拟化催生新的阶级结构，意识形态通过技术中立神话强化控制。超越路径在于发挥数据的社会化属性，推动生产关系重构，发展共享共治的中国式数字文明，以价值理性引领技术理性，并探索数字共产主义，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建以“新时代中共治国理政的世界性经验”为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根本保证，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制度支撑。坚持党的领导，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各领域改革创新，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文化、政治的协调进步。在全球层面，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课题，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彰显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大国担当，为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与制度启示。

武汉理工大学“跨文化交流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Mostak Ahamed Galib发表了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视角与发展叙事”为主题的演讲。

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叙事体现了来自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独特观察视角。以在华二十年的亲身经历为基础，他强调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全球南方具有启示意义。通过环境治理、城市转型、基础设施建设、民族团结和“厕所革命”等具体案例，展示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与可持续性。与孟加拉国等国的对比凸显中国在生态保护与社会公平方面的成就。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在于以真实案例说明发展如何惠及人民、促进共同繁荣。他呼吁在华留学生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将中国式现代化经验传递给世界，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王倩以“马克思主义对前工业文明的解释——德国在现代化转型时期对唯物史观的应用”为题进行了发言。她认为，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首次将唯物史观系统运用于分析前工业社会，为理解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变革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她通过比较1525年与1848年两次革命，揭示经济因素在落后社会中仍具决定作用，但政治、宗教等因素交织影响历史进程。恩格斯创新性地将阶级分析与等级分析结合，揭示宗教斗争实质上反映了阶级利益的对抗。这一研究突破了唯物史观应用的三大难题，说明其必须与具体历史文化相结合。对当代而言，这为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启示。

自由发言

自由讨论环节，与会老师与同学就如何通过教育、制度和全球共识让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关系、如何比较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如何批判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帝国主义以及中国如何应对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策略、如何理解共同体理念对社会整合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形成的总体共识是：数字时代的技术革命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其核心仍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以党的领导驾驭资本、以社会主义原则引领技术文明，推动构建以人类共同体为导向的数字文明。争论主要集中在理论创新的边界、数字劳动的定位及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界线问题上。

总结

在两天的会程中，参会专家围绕“人类文明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一分论坛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学者从不同学科和视角出发，结合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系统阐释，主旨报告见解独到，思想碰撞精彩纷呈。自由讨论环节气氛热烈，观点交锋中彰显学术担当与理论自信。第四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分论坛五“人类文明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圆满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