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1日至12日，第四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分论坛四以“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探索”为主题，于理科五号楼201室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维拉诺瓦大学、阿默斯特学院、曼哈顿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二十余位专家进行了主题发言，三十余名国内外学者和同学出席会议并参与了交流讨论。

10月11日14:00，分论坛四正式开始。会议上半场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成龙主持。

会议现场

会议伊始，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邹广文教授以“文化多样性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题，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存续进步的重要选项，我们应该基于文化多样性的立场去探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他强调，文化多样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底色，中国式现代化从对内和对外两方面对文化多样性给予了双重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于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文化一元化”迷思，以“和而不同”的文化智慧提供了文明相处之道，推动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为全球文化多样性保护提供新范式。

邹广文发言

美国阿默斯特学院Hannah Holleman教授探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中所面临的社会不平等与生态危机规模这两大相互关联的挑战。她首先阐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即必须通过斗争，实现实质平等，并修复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裂痕；继而分析当今现实，即在新型生态帝国主义助推下，资本的无节制积累正持续加剧生态危机的蔓延。通过援引最新实证研究，她探讨如何在生态边界内推进高度人类发展与实质社会平等，并以美国与中国为典型案例展开分析。最后提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与实践路径，以指引人类走向万物兴盛的未来。

Hannah Holleman发言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冯颜利教授作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的发言。冯颜利教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关键在于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个性体现多样性，彰显各国基于自身文化与历史走出的独特道路；共性体现普遍性，代表现代化发展的共同规律与普遍标准。离开共性，个性就失去现代化的根基；脱离个性，共性也难以落地生长。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共性中发展个性、在个性中体现共性，不断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化新形态。

冯颜利发言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张有奎教授以“现代化的多样性：内在理据和重大意义——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考察”为题，指出现代化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源于国情的差异性、主体的自主性、文化的异质性、历史的进步性和技术的迭代性。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走自主发展的道路，破解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它不仅彰显了各国探索现代化路径的主体性与文化根基，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越依附、实现自主现代化的理论启示与实践范例。

张有奎发言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沈成飞教授以“英国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为题进行主题发言。他指出，英国学者很少从国家战略发展、构建世界格局等话语体系中叙述现代化，而更多从当下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和主观出发去认识现代化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倒叙的历史的方式。与之相应，英国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理论关注不足，但高度关注中国在社会、经济、国际合作等具体问题上的发展。他们多以自身19世纪现代化经验为参照，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类似阶段，但同时承认中国现代化的速度与成就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源头是从英国开始的，通过对比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分析这一国家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注和对自身现代化的反思，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镜鉴，也凸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与全球意义。

沈成飞发言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董树彬教授以“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为题，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独特民主观，其核心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这种民主以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为基础，融合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体现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统一，根植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彰显出以人民为主体、以和谐共生为旨归的社会主义民主新形态。

董树彬发言

在自由发言环节，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嘉宾与旁听师生围绕现代化的共性与个性、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及帝国主义现代化的差异、生态马克思主义、公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共同富裕等问题进行了精彩探讨，主持人成龙作总结，认为上半场会议视角独特，观点精彩纷呈，解读深入浅出，充分展现了学术思辨的深度与广度。

自由讨论

经过短暂的休息后，第一场会议下半场，在《国外理论动态》副主编、研究员刘承礼的主持下进行。

刘承礼主持

首先，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俞良早教授围绕“恩格斯晚年关于东西方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思想”进行了发言。他认为恩格斯晚年提出了东西方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思想，即未来的世界革命分“四个步骤”进行：第一个步骤，俄国爆发革命，发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第二个步骤，西方各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为俄国树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第三个步骤，俄国人民将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第四个步骤，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胜利。俞良早教授指出，恩格斯晚年关于东西方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思想深刻反映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思想，并为人们学习、掌握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提供了思想基础。

俞良早发言

越南社会科学院翰林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Trần Tuấn Phong的发言题目为“越南的现代化进程”。他指出，今年是两国建交75周年，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承认越南作为社会主义政体的国家之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相较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优越性，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和可持续发展。自独立以来，越南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现代化，致力于实现全民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1986年起实行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并重，形成以进步、公正、人道为核心的现代化模式。越南现代化强调党的领导、以人民幸福为最高目标，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

Trần Tuấn Phong发言

随后，维拉诺瓦大学Gabriel Rockhill教授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辩证法的误解”进行发言。他批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普遍无法把握社会主义辩证法，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紧密等同，排除了发展替代路径的可能性，尽管历史证据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已成功打破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枷锁，并在避免殖民征服的情况下推进了现代化。为了识别出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盛行及其排斥现实社会主义的驱动力，他进行了知识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并将其定位为全球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智力产物。罗克希尔教授介绍了他即将出版的著作《谁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吹笛者买单？》(（Who Paid the Pipers of Western Marxism?？），此著作揭示了帝国主义理论产业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盛行的扭曲形式，这些理论旨在中和革命马克思主义、强化资本主义霸权，并否定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可行的、辩证的现代化路径的资格。

Gabriel Rockhill发言

成龙教授发言的题目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世界意义”。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全面改造中华文明。其一，改造传统小农生产，建构现代化大生产，开创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新方式；其二，推翻“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建构现代新型民主国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创人类政治文明新版本；其三，改造传统封建文化，建构新的文化生命体，塑造中华文化主体性，开创人类精神文明新境界；其四，扫除封建陈规陋习，建构现代社会体系，坚持共同富裕目标，创造人类社会文明新视野；其五，弘扬传统“天人合一”思想观念，建构现代生态文明体系，开创人类生态文明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成龙发言

西南政法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邓斌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探究”。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之魂。他强调我们要回到马克思本身对现代化进行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步与矛盾的双重属性，预测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现代化本质。列宁结合俄国实践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探索与创新，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则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了突破西方中心、具有全球意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展现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邓斌发言

在自由发言环节，与会嘉宾和旁听师生围绕现阶段学术研究中“以今寻古”的现象、帝国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下发展状况、如何与民族沙文主义作斗争、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例以及如何保护马克思主义免受修正主义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展开了学术交锋，现场讨论精彩纷呈。主持人刘承礼作总结，他认为下半场会议视角多元、讨论热烈、富有成效，加强了与会人员对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

自由讨论

10月12日上午8:30，分论坛四第二场准时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安启念教授担任上半场主持人。

安启念主持

上半场首位发言的专家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允熠教授。张允熠教授认为恩格斯在1857—1858年撰写的三篇文章以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帝国主义侵略的实质：所谓“文明远征”实为西方殖民者的野蛮掠夺；中国以“人民战争”抗击侵略，体现了正义与民族自救的力量；俄国则借机扩张，凸显列强逐利本性。恩格斯指出，“文明”与“野蛮”在资本主义扩张中相互纠缠，但民族复兴终将到来，亚洲必将迎来新纪元的曙光。

张允熠发言

接下来，美国曼哈顿大学全球交流和留学办公室执行主任、教授Ricardo Dello Buono以“马克思主义与拉丁美洲发展的斗争”为题进行发言。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传入拉美，最初在墨西哥、阿根廷传播，以反帝反殖为核心，在拉美社会引发共鸣。经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拉美各国共产党相继成立，拉美本土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地区问题相结合。1959年古巴革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拉美革命解放的思想武器，并推动拉美左翼运动与依附理论的发展。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玻利瓦尔革命中焕发新生，持续指引拉美社会主义实践。

Ricardo Dello Buono发言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李乾坤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问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限的一个反思”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发达资本主义为中心，其理论关注从政治经济学转向哲学与文化，忽视了东方世界在反殖民与现代化探索中的历史经验，其所谓“普遍性”实为西方特殊性。真正的普遍性应源于后发国家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超越与批判，这一普遍性在斗争与交融中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西方中心论，展现了超越资本逻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世界性方向。

李乾坤发言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耿步健发言的主题是“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历史生成论”。耿步健教授指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根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两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其核心在于守正创新、主体自觉与历史主动精神，既保持文化连续性，又实现现代转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文明多样性和人类共同价值的现代文明形态，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案。

耿步健发言

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春元教授强调，世界各国共产党以丰富的革命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可能性。希腊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继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本国国情，强调不放弃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可能性，同时积极探索尽可能多地为劳动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议会道路。在把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希腊共产党还面临着对党的阶级基础定位不精确，以及党的联盟政策不够灵活等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最后，她强调，希腊共产党近年来通过调整政策、加强党的建设与日常斗争，已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席位与得票率的增长，展现了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新进展。

刘春元发言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长聘副教授尹俊围绕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论述的核心要义作了发言。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现代化论述，形成了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基本矛盾，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剖析了其不可克服的困境，指出其根本出路在于扬弃资本逻辑，实现共产主义，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化发展道路进行了整体设想与具体考察，对东方跨越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及其历史条件进行了理论构想，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可能道路表现出特别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论述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支柱，也为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显示出历久弥新的思想伟力与实践意义。

尹俊发言

上半场最后一位发言嘉宾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张权。他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路径展开，重点探讨了平台化社会转型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的调适与创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社会结构与过程的深刻变革，带来平台场域“封建化”、网络空间“空心化”、政府监管“悬浮化”与社会个体“赛博格化”等挑战。面对冲击，国家经调适逐步形成“国家-平台责任发包制”治理模式，将平台纳入公共责任主体序列，代理执行具体任务，但仍面临能力短缺、成本高企和正当性争议等困境。为此应以文化治理为核心路径，一是要注意培育平台的公共意识与社会责任，推动从制度约束向价值引导转型；二是可以将文化治理的对象由企业层面下沉至算法层面，进一步适应平台生态系统运行特征；三要推进国家自身的文化建设，在治理能力提升的基础上把握好治理尺度。总体上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文化向度的理论启示。

张权发言

下半场会议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副主编、研究员汪世锦接续主持。

汪世锦主持

安启念教授第一位发言。安启念教授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国家由于历史和社会环境等不同的现实条件，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可能相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落后国家提出了两条和西欧现代化不同的道路，一条是通过宗主国的统治给殖民地国家带去了现代文明的因素；第二条则是他们提出的落后国家通过跨越卡夫丁峡谷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列宁通过革命实践了后者，为落后国家先夺取政权再创造发展条件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经验，但各国在之后依然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改革与探索。他也强调，讨论中国式现代化在注意“中国式”和西欧资本主义道路不同的同时，也应重视马恩提出的现代化目标的相同，各国探索应相互尊重。

安启念发言

随后，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关锋教授进行发言。关锋教授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共产党对待文明的三维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推动其实现生命更新与现代形态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文明认知维度，明确了新文明既具有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方向，又融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内涵；在文明态度维度，秉持历史辩证法，辩证对待传统与外来文明；在建设立场维度，坚持立足国情、独立自主的创造路径。三者共同构成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框架与实践指引。

关锋发言

埃及马克思主义学者Mamdouh Habashi基于与已故挚友萨米尔·阿明的长期合作及近期与继承其理论的学者的对话，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垄断资本主义正引发系统性危机，生态恶化、金融动荡、社会不公及冲突均为结构性挑战。为此提出三大应对支柱：对垄断实施社会控制、扭转金融化趋势、推动与帝国主义全球化“脱钩”，以实现全球南方主导的自主革命进程。文章主张通过建立“工人和人民的国际”，促进南北方协调行动，逐步推动去商品化、重建公域等战略，实现民主、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系统性转型。

Mamdouh Habashi发言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红教授围绕“基于中西方现代化比较视野的现代性之辩”进行发言。陈红教授认为，西方现代性伴随早期资本主义形成，其在三方面受到深刻批判：一是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逻辑；二是个体理性与主体性膨胀引发的生态危机；三是资本对人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的全面重构。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稳健与可持续的发展优势。她强调，当前应持续巩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构建兼具理论创新与实践活力的自主现代化道路，增强理论自信与发展定力。

陈红发言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徐军教授认为，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历史潮流，是从传统社会向工业化、民主化、科技前沿等标准追赶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既包含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凸显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特色。它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创造性发展道路。

徐军发言

分论坛四第二场最后一位发言嘉宾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袁蓓。她围绕“现代化问题的空间向度”展开论述，指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需具备空间视角，并从国际与国内两个空间维度进行分析，揭示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现实路径。在国际空间维度上，现代化进程始终处于“中心—外围”的结构性格局中。当今发达国家在金融资本的主导下，不断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其“脱实向虚”的倾向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挑战。在国内空间维度上，中国具有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为工业化与城市化提供了土地与劳动力支撑。从空间双重视角出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打破国际依附、立足国内实际的系统性探索。它既要驾驭资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也要依托城乡二元结构推动乡村振兴，从而在空间重构中走出一条超越西方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袁蓓发言

在分论坛四第二场会议的自由发言环节，各位专家学者继续围绕现代化道路探索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Ricardo Dello Buono教授就依附理论进行阐述，认为该理论对帝国主义机制提供了转型式批评，分析了自由贸易协定、霸权一体化等问题，但其弱点在于更侧重批判帝国主义机制而非系统性推进社会主义转型。张允熠教授指出，“跨越卡夫丁峡谷”是误译，马克思用“不通过”而非“跨越”，意指俄国可基于村社公有制直接走向社会主义，避免资本主义灾难，而非简单跨过资本主义阶段；他强调误用“跨越”常指向斯大林模式，而非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Mamdouh Habashi教授赞赏袁蓓关于现代化空间视角的分析，认为其区分了资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现代化道路，强调全球南方国家需基于中心－-外围关系探索独特现代化路径。其他与会嘉宾的看法包括：进一步质疑“跨越”提法，认为马克思仅从理论上认可俄国可与西方共同走向社会主义，但实践中村社公有制已濒临崩溃，跨越无现实基础。以及关注帝国主义加剧的威权主义与压迫，呼吁借鉴全球南方反抗霸权的经验，建立革命联盟以推动彻底变革。安启念教授最后强调现代化道路具有多元性，并说明马克思主义面临创新问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应结合实际不断发展，以应对时代挑战。在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后，与会专家学者和旁听成员、工作人员合影留念，记录下这一珍贵时刻，为分论坛四的学术盛宴画上圆满句号。

与会专家合影

分论坛四成功汇聚了国内外优秀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探索”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推动了理论创新与实践结合；紧扣时代脉搏，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适应性与多样性，为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此外，会议还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对学术共同进步、服务人类发展具有积极意义。